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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从1960年起，上海队注入了新鲜血液，一批新手接班上岗：象棋有我，国际象棋有徐天利、许宏顺、戚惊萱，围棋有陈祖德、吴淞笙、华以刚等棋坛新秀。

　　1960年10月，我代表上海参加了全国象棋团体赛。本来，团体赛的队员已经有三个人：何顺安、我，另外一个应该是同一集训队的陈奇。但是领导为了确保拿冠军，没有让陈奇出场，而是调来了扬州三剑客之一的朱剑秋。当时领导敢用朱剑秋，还是很有魄力的。因为朱剑秋的身份有些敏感，曾加入。领导下决心用朱剑秋，是要承担一定风险的。如果最后没有拿到团体冠军，成绩不理想，领导可能会担责。

　　1960年10月，象棋比赛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。比赛分团体和个人赛两个阶段，先是团体赛，然后按照比赛成绩，从团体赛中选20位棋手参加最后的个人赛决赛，第一台选前十名，第二台选前六，第三台选前四。朱剑秋调上来之后，我们三个人的排序是何顺安第一台，我第二台，朱剑秋第三台。团体比赛的主要对手是广东队。

　　当时，因为娱乐活动不多，象棋的普及程度很广，几乎是受到了全民关注。正因为此，象棋全国赛成了媒体的关注焦点。团体赛的争夺主要在上海队和杨官璘领衔的广东队之间进行。尽管在第五轮上海队输给了广东队，而广东队也没有输过一场，但因为广东队比上海队多和了几场，最后是上海队超过了广东队1分夺冠。我也没想到，第一次参加全国团体比赛，就拿下了团体冠军。我在第二台表现还可以，顺利杀入个人赛决赛。我当时的想法就是：我超额完成任务了！

　　何顺安、朱剑秋和我都取得了个人决赛的资格，我当时的成绩是第二台第一名。拿下全国象棋团体冠军的当晚，我一时没有入睡，想的很多很多。我想如果没有朱翰章的引见，没有窦老师的慧眼，没有伯乐徐大庆，没有集训队老师们的帮助，我不会有那么高的殊荣。想来想去后，我找到了一个很快入睡的理由：为了报答老师们的提携之恩，我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，下好个人赛。

　　全国象棋个人赛要开始了，在去北京之前，我们队里的政治辅导员专门找我谈过心，领导说五省市你得了冠军，你现在应该有雄心壮志了。他给我的任务是争取前六名。前六这个名次，在象棋界算是一个标准，进入前六，就意味着你跨入了一流棋手的行列。不能说一定能胜冠亚军，但是，至少也能给冠亚军制造麻烦了。政治辅导员问我有什么打算吗？我说没什么打算，如果能够进前六，再好也没有了。我当时的心态很简单：之前杭州去过了、广州也去过，中国最大的城市里就是北京没去过，肯定是想去。但成绩方面，去之前没有任何想法。全国个人赛加上团体赛，强手如林，名家众多，每个人讲起历史来都可以写上一本书，我一个15岁的半大小孩，第一次打这种比赛，凭什么要得前六？但是辅导员说了，我也就随口答应下来，后来有人问我的目标，我都说前六，其实心里想：开玩笑嘛，得不到的。

　　1960年10月27日，全国象棋个人赛开始了。前三轮，我是气势如虹。第一轮，我战胜了有东北虎之称的孟立国。孟立国的攻击力很强，素有杀象能手之称。我以后走屏风马布阵，中局时，杀象能手孟立国果然杀了我一个象。但象是杀了，却让我因此抓住机会，拼兑了主力之后反先。后走的我以优势进入残局，完成了开门红。

　　第二轮，我遇上了1958年的全国冠军李义庭。李义庭功力深厚，棋风扎实。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，我以双马炮双仕战和了对方的双马炮士象全。

　　10月29日的第三轮，我与象坛最负盛名也是最难对付的对手、被称为第一国手的三届全国冠军杨官璘过招。赛前，我几乎没有做什么准备，我知道自己和杨官璘相比，无论在开局、中局还是残局上，仍有不小的差距。我也知道，和杨官璘这样的高手过招，不是靠赛前做个准备就能对付的。不要说我这位初出茅庐者，那些个身经百战、久经沙场的国手，也奈何不了杨官璘。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避开杨官璘最拿手的巡河炮。想到这里，我上床看起了小说。

　　前面交代过，在1960年全国比赛前的1959年，广东队访问上海打对抗赛。临走那天，何顺安带着对抗赛还不能上场的我，请杨官璘放一先和我下了两盘指导棋。何顺安开口，杨官璘也不好意思拒绝，结果是一来一去。在1960年的全国比赛前，杨官璘和我又下过4盘棋，杨官璘是2胜1和1负。我已经引起了杨官璘的注意。但只是注意，并不是重视。《羊城晚报》的象棋记者黎民良说，当时的杨官璘之所以注意到了我，是因为在我们俩的对局中，有一盘棋我以双马双兵单仕相胜了杨官璘马炮双兵单缺象；以及另外一盘我在中局受制时以车兑炮后还能守和杨官璘。杨官璘之所以不那么重视我，是因为有一盘棋杨官璘巧施弃炮擒车小计胜了我；以及另一盘杨官璘掠去了我的一象以不明显的优势获胜。正因为此，在1960年赴京参加全国赛赛前，杨官璘对黎民良说：胡荣华很厉害，但是还没有成熟。

　　为只是注意而没有重视，只是这一念之差，多少年过去后，杨官璘有点后悔！

　　比赛即将开始。赛前的我做了几次伸展运动。入座后，我闭目静思象棋古谱《橘中秘》里的棋谚：胆大如虎，心细如发，波平如镜。我抽到了后手行棋，但我丝毫没有怯阵。我抬头看了看纹枰对坐的杨官璘，很快就进入状态。此刻的我，已经是人棋合一。当一名棋手达到人棋合一时，对手是谁已经不是重点。我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我要想办法赢﹣﹣我要赢！

　　杨官璘以当头炮进七路兵开局，我用左炮封车阵式应战。20世纪的上海市名手陈昌荣先走擅长横车盘头马，后走则惯用左炮封车布局，常与沪上诸强手角逐抗衡。1955年11月17日，在上海美华茶楼与我的老师何顺安做公开表演赛时，陈昌荣后走也是走了左炮封车。这一次，在与杨官璘的实战中，我对陈昌荣的左炮封车做了改进。弈至第8回合，炉火纯青的杨官璘连走怪辣之着：马跃河口暗伏马踩中卒、强渡七兵又能捉炮。这是一石二鸟的凶着。一时间，枰上局势突变，狼烟四起。面对杨官璘的凶着，我抱头沉思。二十多分钟后，我决定化实为虚弃炮争先，毅然决然地采取了一炮换三兵的大胆战术。以一炮为代价换取对方三个兵后，我控制了全局。

　　媒体后来这样评价：胡荣华的这一着弃炮进车抢攻，显示出少年棋手胡荣华的锋芒，也体现了胡荣华敢于向老一辈棋手挑战的过人胆识。弃炮后的我，转换到化虚为实：全盘子力活跃。贪吃一炮的杨官璘，处处挨打被动，半壁河山被牵。而我的黑棋却是安然无事。经过78个回合的鏖战，我妙用车卒，直捣黄龙，拿下了关键的2分，为夺取冠军奠定了基础。

　　输棋后的杨官璘，风度依然。这一战的结果，让我和杨官璘两人分先对局的成绩改写为平分秋色的2比2。在这一盘棋里，我的布局相当成功：中局弃子，判断准确，算度深远；在弃子取势后，攻守有度，战术灵活；进入残局时，在只占有微弱优势的情况下，始终掌握主动。从艺术角度去看，这应该是一篇杰作。

　　本世纪初，我在香港《大公报》敲棋漫录的专栏中回忆了我当时的心情：1960年，我在经过自己日夜砥砺的艰苦的棋艺学习后，终于坐在杨官璘这位前辈面前，而且竟是参与和其争夺全国冠军谁属的决赛了。在经过极其艰辛的连一兵一卒都得来回争夺的残局过程后，杨官璘含笑推平，最后把冠军奖座拱手与我。能战胜如此国手，我自然心头充满了狂喜之情，也同时为他高雅淡泊的风度心仪不已。

　　媒体因为我胜了杨官璘，一时炸开，溢美之词不绝于耳。但是，谁也没有料到，在我胜了杨官璘的第二天，我就轻而易举地输掉了第4盘。

　　第4盘对王嘉良是我先走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因为在前面两轮对两位全国冠军是一平一胜，年轻气盛的我，当时还是太得意了。和王嘉良对局时，见对方下得很快，我也下得很快。因为对手几乎是步步陷阱，我跟着他的节奏行棋后，中了圈套。

　　这一盘棋双方以中炮过河车高左炮对左马盘河布下阵式，至第13回合，王嘉良以弃掉一马的代价，换得对我右翼展开攻势的局面。而我却仰仗右翼有车、马坚守，还有左翼双炮一马遥控要道，自以为布下了坚实的防线。想不到王嘉良出人意料地将车送入红方虎口！此招一出，红方防线顿时被撕开。随后，王嘉良如有神助，攻势如行云流水，不到20步，就干净利落地取胜。

　　第四轮后，我淡出了人们的视线。我淡出，应该还和我的年龄与个子有关。当时的我个子矮小，如果要把棋子下到对方的底线，手还有点够不着。所以在比赛中，我会时不时地在椅子上撅撅再出手。输棋也有输棋的好处。输了之后，我被浇了一盆冷水，更加清醒。

　　谢幕之战之前。媒体在预测桂冠谁摘的时候，把我排除在外。最后一轮激战前，朱剑秋积13分，杨官璘、何顺安、李义庭和我同积12分。

　　记者们在大胆设想，小心求证。《北京晚报》甚至用精确到小数点后面两位数字的百分比，测算出夺标的种种可能性。朱剑秋夺得冠军的可能性为45%，何顺安为22.5%，杨官璘为18.15%。属于胡荣华的可能性太小了，记者们给以忽略不计。媒体断言：小人物的雄心壮志难实现，如果要排列这次全国棋赛的名次，冠军怎么也排不到胡荣华的头上。一般来说，争夺全国冠军是有丰富经验的名宿之事，而不是初出茅庐的小孩子可为。胡荣华只是在老棋手的指导下下棋，棋龄又太短，缺乏实战经验。从胡荣华高质量地拿下杨官璘到轻而易举地输了第4盘，可以看到胡荣华的不稳定性。在胡荣华败于名将王嘉良之后，表现也开始平平，下棋的质量也很一般。而三获全国冠军的杨官璘毕竟是第一国手，他虽然输给胡荣华一局，但并没有动摇他冠军的宝座。更何况，还有1958年全国冠军李义庭和得过次全国亚军的王嘉良等棋手，横在冠军的路上。

　　上海队的政治辅导员认为我有夺冠的可能。辅导员对迷信名手的观点反感。他鼓励我不畏人言，勇攀高峰。他说你既然可以打败第一国手杨官璘，为什么就不可以夺取全国冠军呢？辅导员还对我强调：你从团体赛到个人赛前三轮，表现都很出色。辅导员很仔细，他还对我说：棋界一些权威人士预测，这次比赛的冠军可能是杨官璘、朱剑秋，何顺安等人。我想知道你的想法？我说我会认认真真地下好每一盘棋。这是我当时真实的想法。辅导员听了我的讲话后点点头表示认可。事后，辅导员对人说我是少年老成。

　　辅导员离开后，我继续看我的书。住在运动队集体宿舍后，每天午睡和晚上就寝前，我都要花上个把小时翻翻书。这个习惯，我一直保留到今天。古今有关象棋的书籍，不论是铅印的，还是油印的，甚至手抄的，我只要打听到，总会千方百计地借来细读，一边还做心得笔记。

　　那天晚上，睡觉前，我想起了出征之前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的宋季文的战前动员。当时，宋副市长在上海棋社二楼的会议室会见三项棋类选手时说，我们应该去学学霍去病，霍去病18岁就当上了骠骑将军。宋副市长的讲话，是很有针对性的。当时参加比赛选手中，国际象棋选手徐天利比我大9岁，围棋选手陈祖德只比我大1岁。后来，徐天利果然获得1960年全国国际象棋个人冠军，陈祖德也获得了全国围棋个人第3名。

　　最后一轮抽签揭晓：何顺安对朱剑秋，我对刘忆慈，杨官璘迎战另一位高手。赛制规定，同分者看对手之间的成绩决定名次。在前面的比赛中，我胜杨官璘，平何顺安；杨官璘负我，和何顺安；朱剑秋领先何、杨、胡一分。无疑，冠军将在这四名棋手中产生，但最后花落谁家，充满变数。

　　写稿的时候，记者们可能没有算到，如果最后一盘朱剑秋没胜，我对的是刘忆慈，而我又赢了刘忆慈的话，只要出现同分，比较胜负关系我的名次应该排在最前面。也就是说，真的出现这种情况，我就是全国冠军。

　　决赛前夜，上海队全体人员聚在了一起。他们既不是在研究棋艺，也没有时间闲侃大山。上海队在房间里开了一个冠军形势分析会。分析的结果是：如果朱剑秋胜，冠军肯定是朱剑秋；如果何顺安、杨官璘同胜，则何顺安与杨官璘并列冠军；如果我与杨官璘同分，则我冠军；如果何顺安与朱剑秋下成和棋，我又输了，杨官璘胜了，桂冠属杨官璘。为确保冠军不落他人之手，上海队做出了一个这样的决定：为了确保冠军落沪，何顺安与朱剑秋必须分出输赢。

　　领队的讲话是一石多鸟。他既要确保冠军落沪，又担心何顺安让棋于朱，辅导员怕因此坏了上海队的名声。更加深层次的考虑：朱剑秋曾经是员。领队的担心有点多余！何顺安不可能让棋，因为，何顺安自己也认为，只要他赢了，冠军就是他何顺安。更何况，当时的棋手视让棋为耻辱！一旁的我是充耳不闻，我正在想，明天怎么样才能拿下刘仙人呢？

　　第二天，在最后一轮比赛中，同室操戈的何顺安与朱剑秋，果然分出了胜负﹣﹣先行的何顺安胜了朱剑秋。

　　很快，杨官璘也战胜了对手。而我与刘忆慈的对弈还在进行中。针对刘仙人的仙人指路，我还以过宫炮。这一盘棋，我让子力拥挤、攻势不易迅疾展开的金钩炮，成为集中优势兵力攻其一翼的新式武器。我的金钩炮新变，先声夺人，打乱了刘仙人的计划。继而，通过精确的计算，我放任对方摆上空头炮，把形势引向复杂多变的决战。

　　最后，刘仙人在和我的激战中败下阵来，我是大分小分一起拿。那天，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场面：原先的象棋国手、后改行国际象棋的徐天利战和北京徐家亮，夺得了全国国际象棋冠军。当他春风得意地走出赛场时，看见疲惫的老友何顺安满脸兴奋地迎面而来。

　　听到徐天利与何顺安的对话，我感到何老师肯定没仔细计算过小分。我认为有必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，于是就上前说：我赢了刘忆慈，冠军应该是我吧？

　　何顺安与徐天利听了我的这一句话之后，非常意外。何顺安因为非常疲惫，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。徐天利追问了一句：你小分算清楚了？

　　我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。沉默片刻后，何顺安老师大度地笑着说：哦，冠军原来是小胡的……

　　我、何顺安和杨官璘三人同分，三人之间，我胜杨官璘、平何顺安，何顺安两战皆平，而杨官璘负于我，战平何顺安。因此，我为冠军，何顺安第2，杨官璘第3，朱剑秋第4。

　　我为何顺安老师感到惋惜。何顺安在1958年的全国个人赛上表现出色，但那一届的竞赛规则是同分者不以小分排名次。同分者两人和局时，看两个人对局的用时。何顺安因为用时多于李义庭，这样，何顺安只能屈居亚军。这一次，何顺安又一次与冠军擦肩而过。

　　冠军已经属于15岁的我，想让也不可能。在这之前，有着深厚象棋传统的上海，还从来没有人夺过中国象棋个人锦标赛的冠军。冠军一直落在广东杨官璘和湖北李义庭的身上。更有甚者，上海棋界又曾被杨官璘荡平，这一切，一直都是上海棋界的心病。由上海象棋前辈悉心指点和栽培的我，终于为上海扬眉吐气。不管是何顺安，不管是朱剑秋，不管是徐天利，作为上海棋手，看到我的夺冠，兴奋感是感同身受！

　　次日颁奖前，我专门到王府井附近一家理发店理了发并吹了个风。棋手们看到我，都笑着说我吹了个春风得意头。我之所以去理发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，我知道闭幕式的意义非凡：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元帅要亲自为优胜者颁奖。陈毅元帅曾任上海市市长，对中国体育事业支持的力度很大，对棋类关心尤甚。

　　颁奖仪式上，身材高大的陈毅元帅特地弯下腰来，把金光闪闪的奖章挂到我的脖子上，惊喜地问：你叫胡荣华，15岁！

　　我非常兴奋，一个劲地点头称是。随即，陈毅元帅还用标志性的大嗓门喊出了他那句标志性的名言：好哇，娃娃赶上来了！英雄出少年嘛！

　　当天的晚宴上，主管体育的贺龙副总理也来了。陈毅特地拉着我到贺龙面前介绍：这是上海的娃娃，棋艺厉害得很啊，大人们都搞不赢他。

　　自从我远离家门，激战沙场，父母亲和姐姐就一直处于担心和激动的情态：他们翘首以盼，神经一直处于紧绷的状态。姐姐每天最重要的一件事，是上街买《新民晚报》和《羊城晚报》。买好报纸的第一件事，是翻看体育版面。父亲虽然足不能出户，但他每天是捧着收音机，听新闻广播和体育专题。那一段时间里，父亲一直是兴奋和激动着。

　　和父亲一样，还有几位长辈﹣﹣上海棋坛的几位高人徐大庆、刘彬如和徐和良，在淮海公园的茶室里，每天都在分析战况。他们也一直处在兴奋和激动的状态。一开始，他们认为我可进前六，后来说有希望进前三。预判到前三后，他们不敢有更高的奢望了。不仅如此，徐大庆还天天去我们家发布信息。当爸爸、妈妈看到报纸上刊登的那张发奖大会的照片，欣喜之情不可名状：照片上，上海市老市长、身材魁梧的陈毅副总理，把一枚金光闪闪的奖章挂到我的脖子上。

　　我获得了1960年的冠军后，《人民日报》上，有记者撰写了一篇报道，对我是大加赞赏。看到报纸后，我非常高兴。但是，我有自知之明，我的水平明显在杨官璘之下。在这里，干脆把这个话题谈谈透。既然我当时的水平明显在杨官璘之下，那为什么我在以后几年还是能拿冠军？这里面，其实还有点运气。

　　从1961年12月到1962年2月，身为上海象棋队队员的我，却在上海围棋队整整练了81天的围棋。以至于在1962年的传统性的上海广东象棋对抗赛中，作为新科状元、上海象棋队的主力队员，我以3和3负一盘未胜的成绩，成了丢分的薄弱环节。以往两队交手，都往往会打平或以极小的胜负收盘。可这一次的对抗，因为我，创造了比分差距的最高纪录。广东队居然以6胜10和2负大胜。

　　1961年，国家遭遇三年自然灾害，期间，虽然象棋友谊赛还是照样进行，但全国象棋个人赛暂停了一年。这一年，等于是多给了我365天的宝贵时间。

　　1962年的全国象棋个人赛，改积分循环赛为大循环赛。26名选手要进行25轮大循环。因旷日持久，体力有损的何顺安棋艺大打折扣，早早退出了冠军的角逐。23轮弈罢，杨官璘以积36分一马当先，我、李义庭则以1分之差紧紧追随。糟糕的是，我曾负于李义庭，增加了夺冠的难度。第24轮，何顺安对阵李义庭。自始至终，李义庭占据着优势。5个小时之后，封棋。下午开封续战，何顺安拼死抗争，终于战平了李义庭，全局历时达7小时。棋局终了，何顺安休克在棋案旁。这一盘和棋，使李义庭在冠军的争夺队伍中掉队，因为杨官璘也与对手弈和，我胜出。这样，杨官璘和我同以37分并驾齐驱，而我和杨官璘之间是一盘和棋。由此，我夺冠的形势得到了大大改观。最后一轮，我和杨官璘同奏凯歌，并列冠军。

　　我知道，没有何顺安老师以休克在棋案旁为代价拖住李义庭，也就没有1962年的我。1960年我获得全国冠军，幸好，第二年没有比赛，得以让我缓冲。1962年我能够同杨官璘并列冠军，有幸运的成分。

　　1964年杭州的全国个人赛，我赢了杨官璘。只是从这一年开始，和同时代棋手相比，我感到自己有一点优势了，得冠军的概率也高了一点。即便如此，我还是认为杨官璘是一代宗师。尽管我赢了杨官璘，不等于我水平在他之上。

　　作为一个棋手，杨官璘的敬业精神，让人钦佩。1964年全国赛上，杨官璘在输给我之后，在杭州的运动员食堂华侨饭店吃饭。饭前开胃菜有一盆尖椒，特别辣，当时饭还没上来。杨官璘居然一边想棋一边就把尖椒吃掉了，吃完尖椒后，马上叫了杯广东凉茶，但因为沉浸在棋局复盘中，凉茶也没喝。

　　我获得1960年的全国冠军，虽然有很多的因素，但也可以说和杨官璘有一定的关系。1959年，杨官璘放下身段让一先和我下了两局指导棋。两局棋下成了一来一去。这一来一去，让我提早消除了对杨官璘的神秘感和恐惧感，加快了我夺取全国冠军的步伐。

　　许多年之后，只要回想起1960年全国赛的最后一轮，我都会感慨万千，如果当时的情况只要发生一点点变量，冠军可能就会易人：如果何顺安计算下来他胜了朱剑秋也拿不到冠军；如果朱剑秋不是生活在那个年代，不是一个文人棋手，如果朱剑秋请求何顺安让棋？再如果一下，如果，当时最后一轮比赛的情况发生在时下？我还是我吗？

　　当时的棋手真的是很纯。不过，话再说回来，先行的何顺安输给朱剑秋的概率很小。再说，何顺安也不会让棋。1950年，何顺安赴香港表演时，行李包囊等不慎遭窃，狼狈不堪，因东道主杨官璘的资助，摆脱窘境返回沪上，何顺安是心存感激﹣-那年棋国诸侯会，犹念香江一段情。但友谊是友谊，比赛归比赛。这以后，在每一次全国象棋大赛上，只要何顺安遇到杨官璘，棋枰上总是铁马冰河。这也体现了何顺安的体育道德风尚﹣﹣情是情棋是棋。

　　有的时候想想也很残酷，竞技类比赛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法则：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。不是身临其境者难解其中三昧。其实，在全国棋类比赛中，不要说二、三名，即便要拿到四、五、六名，也是难于上青天。但往往是除了第一名，其他的人都成了过眼云烟。

　　我拿了全国冠军后，徐大庆也诞生了一张他一生引以为傲的合影照。合影照上有三个人：徐大庆、我和陈富贵。

　　如果说我是一匹千里马，那么，徐大庆老师就是我的伯乐。他不仅热情指导我下棋，并且想方设法把我带到重大棋赛上去经风雨、见世面。那个时候，大家的生活水准都不高，1米7出头的徐大庆，不但抽烟，还喝酒。但是，他不收我指导费。现在想来，那个时候的民风，真是淳朴。从我少年成名到进入上海象棋集训队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内，徐大庆在棋艺上给了我无私的指导。

　　其时，大世界的象棋活动开展得很活跃。我在那里曾和上海市各个街道的高手一比高下。在和他们交锋中，我有所得益。再以后，徐大庆又把我带到淮海公园茶室。20世纪50年代的后期，淮海公园的茶室里，汇集了上海和外地的象棋名手。通过徐大庆的介绍，我得到过何顺安、徐天利、惠颂祥、李义庭等名手的实战辅导。这些名师的精湛棋艺和棋品，把我带到了象棋领域的新天地。徐大庆在带我的同时，还指导过一位比我年长几岁的陈富贵，陈富贵后来去了湖北。在陈富贵去湖北前，徐大庆带我和陈富贵去了一次照相馆，三人拍了一张合影照。徐大庆在当中，陈富贵和我在两边。照片是黑白的，那个时候，没有彩照。

　　1960年，我拿了全国冠军，陈富贵拿了湖北省冠军。这个时候，徐大庆的得意之色溢于言表：每遇棋手，必取此照﹣﹣富贵荣华、荣华富贵！需要说明的是，窦国柱也是陈富贵正儿八经的老师。当然，作为一个棋手，带过这样的两位学生，他是应该引以为傲的！

　　胡荣华，1945年11月14日出生于上海，江苏建湖人，中国象棋界一代宗师，当代象棋学派主要奠基人，中国象棋特级大师，象棋国家级教练员，20世纪最杰出的象棋手之一，人称“胡司令”。1960年，胡荣华首次参加全国赛即夺得冠军，直至1979年连续10届蝉联全国冠军。1983年-2000年期间，又先后四次夺得全国个人赛冠军。1982年国家体委授予其中国象棋特级大师称号，并授予体育运动荣誉奖章。1988年被亚洲象棋联合会授予中国象棋国际特级大师称号。2003年率领上海金外滩队夺得“千年银荔杯”首届全国象棋甲级联赛冠军。2006年9月29日胡荣华在全国象棋排位赛中获得冠军，创下了中国象棋史上花甲之年夺冠的新纪录，也是他自15岁首次登上全国冠军宝座以来，第15次获得全国个人比赛的冠军。是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，上海市第九、十届人大代表，上海市第九、十届政协委员。先后获得上海市体育局系统先进工作者、上海市劳动模范称号。著有《反宫马专集》《胡荣华象棋自战解说谱》等。胡荣华以深厚的功力、独具慧眼的创新，对象棋的理论和战术进行了全面的战略性改革，取得了巨大成就，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当代象棋的宝库。

　　胡荣华人很谦虚、客观、踏实！记性很好，很多棋下过后几十年也不忘！[赞][赞][赞][比心][比心][比心]

　　盛名之下，绝无倖至！胡荣华能取得十连霸，与他的谦虚谨慎、虚心学习分不开！

　　胡荣华，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，中国棋坛的巅峰，中国棋坛的泰山北斗，中国棋坛永远的丰碑！